朱棣起兵靖难的动机争议:是夺位,还是自保?
很多治史者认为,“靖难之变”的发生乃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分封诸王,小岩认为这论断其实不甚准确。
首先,若是朱元璋接受叶伯巨的建议,施行明朝版“推恩令”,根据西汉武帝能成功消解诸王势力的历史前辙,朱元璋的分封不一定会引致燕王朱棣起兵。
其次,建文帝错信黄子澄“诸王护卫兵,才足自守。倘有变,临以六师,其谁能支?”的误判,且采用掩耳盗铃(即不直接铲除势力最强的燕王,而先翦除周王、齐王、湘王等)的手段“削藩”,这也给予朱棣足够的警觉和时间起兵,助长了“靖难之变”的爆发。
不过,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:“朱棣究竟是蓄意起兵夺位?还是事出紧急,迫不得已起兵自保?”
要回答这一问题,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史料的梳理、分析上。
被迫举兵自保之说
咱们先从《明史》的观点看:
按照《明史》的记述,似乎偏向接受“燕王朱棣起兵乃源于僧人道衍的怂恿,旨在抗拒建文帝的‘削藩’政策”。
《明史姚广孝传》有以下一段文字,交代燕王、道衍的相识:
高皇后崩,太祖选高僧侍诸王,为诵经荐福。宗泐时为左善世,举道衍。燕王与语甚合,请以从。至北平,住持庆寿寺。出入府中,迹甚密,时时屏人语。
根据上文所引,反映出《明史》想要表达的三点:
(1)燕王朱棣与道衍甚为投契;
(2)燕王朱棣主动邀请道衍追随自己;
(3)道衍抵达北平后,住在庆寿寺,经常秘密出入燕王府。
我们实在很难凭此进一步断定:朱棣招纳道衍,乃是为了起兵夺位。尽管道衍后来果真怂恿朱棣起兵,但这已发生在建文帝大规模展开“削藩”行动后。
及太祖崩,惠帝立,以次削夺诸王。周、湘、代、齐、岷相继得罪。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由朱棣慨叹“民心向彼,奈何?”而道衍答以“臣知天道,何论民心”,我们更可看出“起兵”乃是道衍的主意,而非朱棣的初衷。
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。成祖曰:“民心向彼,奈何?”道衍曰:“臣知天道,何论民心。”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。于是成祖意益决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道衍在建文帝“削藩”时密劝朱棣积极备战,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护主的心态,希望协助朱棣以军事实力抗拒建文帝,从而达到自保的目的。
阴选将校,勾军卒,收材勇异能之士。燕邸,故元宫也,深邃。道衍练兵后苑中。穴地作重屋,缭以厚垣,密甃翎甋瓶缶,日夜铸军器,畜鹅鸭乱其声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朱棣起兵因此是为情势所迫,非志在夺取帝位。
建文元年夏六月,燕山百户倪谅告变,逮官校于谅、周铎等伏诛。下诏让王,并遣中官逮王府傣,王遂称疾笃。都指挥使谢贵、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。王密与僧道衍谋,令指挥张玉、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。
秋七月癸酉,匿壮士端礼门,绐贵,昺入,杀之,遂夺九门。上书天子指泰、子澄为奸臣,并援《祖训》“朝无正臣,内有奸恶,则亲王训兵待命,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”。书既发,遂举兵。(《明史成祖纪》)
建文元年六月,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。诏逮府中官属。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,成祖遂决策起兵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图谋不轨,起兵夺位:由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的角度切入
和《明史》的观点迥异的是,清人谷应泰的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指出,燕王朱棣起兵纯粹出于谋反夺位之心。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有以下一段记载:
二十八年,初,诸王封国时,太祖多择名僧为傅,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,自言曰:“大王使臣得侍,奉一白帽与大王戴。”盖白冠王,其文皇也。燕王遂乞道衍,得之。(<燕王起兵>)
燕王与道衍的结识,始于道衍奉送一顶白帽予燕王,这一段更被《明朝那些事》所引用,深入人心。“王”字上面加个“白”,即为“皇”!道衍送朱棣这个亲王白帽子蕴含政治含意,寓意送其帝皇之冠。燕王因此乞求道衍辅佐自己,这里直接明示燕王早有不良夺帝之心。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还有以下一段文字:
道衍至燕邸,荐鄞人袁珙相术。燕王使召之至,令使者与饮于酒肆。王服卫士服,偕卫士九人入肆沽。珙趋拜燕王前曰:“殿下何自轻如此?”
燕王阳不省,曰:“吾辈皆护卫校士也。”
珙不对。乃召入,详叩之,珙稽首曰:“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。”
燕王恐人疑,乃佯以罪遣之。行至通州,既登舟,密召入邸。(<燕王起兵>)
倘若朱棣并无夺位谋反的野心,他根本不用使计保护袁珙的性命,且朱棣于通州屡次密召袁珙进入府邸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:他对袁珙的“异日必为太平天子”的预言甚为受用,但又害怕旁人起疑,于是来个“暗渡陈仓’,表面将袁珙遣送出去,实则暗中继续与袁珙保持紧密的沟通、合作。
虽然朱棣“日事练兵”、精挑奇人异士亦始于建文帝展开“削藩”后。
(洪武)三十一年闰五月,太祖崩,建文皇帝即位,遗诏止诸王入临会葬……燕王不悦。秋七月,帝命李景隆讯周王橚,逮至京,废为庶人。燕王见周王被执,且齐泰、黄子澄用事,遂简壮士为护卫,以勾逃军为名,异人术士多就之。(<燕王起兵>)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却甚少提及道衍的贡献,反而不断强调朱棣的装疯扮傻,掩人耳目。
(洪武三十一年)十一月,燕、齐有告变者,帝问黄子澄曰:“孰当先?”子澄曰:“燕王久称病,日事练兵,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,此其机事已露,不可不急图之。”(<燕王起兵>)
(建文元年)六月,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,告燕官校于谅、周铎等阴事,逮系至京,皆戮之。有诏责燕王。王乃佯狂称疾,走呼市中,夺酒食,语多妄乱,或卧土壤,弥日不苏。张昺、谢贵入问疾,王盛夏围炉摇颤曰:“寒甚。”宫中亦杖而行。朝廷稍信之。(<燕王起兵>)
据此,在作者谷应泰的眼中,朱棣起兵并不单纯是为形势所迫的结果,而是涉及朱棣多年以来的谋划、部署。
结语
要审视《明史》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这两本书的说法哪种较为合理,我们可以这样考虑:
(1)从士兵人数上看——燕军将士明显不及南京建文朝的政府军。
(2)从朱棣在战场上的表现看——除了郑村坝、白沟河等发生在东北的战事之外,燕军几乎无法越过山东南下,只能固守北平、保定、永平三郡。
倘若朱棣起兵乃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,其军队的人数与战斗力肯定不致如此单薄。由此足以反证《明史》被迫举兵自保说法较为贴近史实。
况且,《明史》主要采用官方文献写成,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则多采野史,存在不少讹误与疏漏。因为前者较为可信。
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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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若是朱元璋接受叶伯巨的建议,施行明朝版“推恩令”,根据西汉武帝能成功消解诸王势力的历史前辙,朱元璋的分封不一定会引致燕王朱棣起兵。
其次,建文帝错信黄子澄“诸王护卫兵,才足自守。倘有变,临以六师,其谁能支?”的误判,且采用掩耳盗铃(即不直接铲除势力最强的燕王,而先翦除周王、齐王、湘王等)的手段“削藩”,这也给予朱棣足够的警觉和时间起兵,助长了“靖难之变”的爆发。
不过,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:“朱棣究竟是蓄意起兵夺位?还是事出紧急,迫不得已起兵自保?”
要回答这一问题,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史料的梳理、分析上。
被迫举兵自保之说
咱们先从《明史》的观点看:
按照《明史》的记述,似乎偏向接受“燕王朱棣起兵乃源于僧人道衍的怂恿,旨在抗拒建文帝的‘削藩’政策”。
《明史姚广孝传》有以下一段文字,交代燕王、道衍的相识:
高皇后崩,太祖选高僧侍诸王,为诵经荐福。宗泐时为左善世,举道衍。燕王与语甚合,请以从。至北平,住持庆寿寺。出入府中,迹甚密,时时屏人语。
根据上文所引,反映出《明史》想要表达的三点:
(1)燕王朱棣与道衍甚为投契;
(2)燕王朱棣主动邀请道衍追随自己;
(3)道衍抵达北平后,住在庆寿寺,经常秘密出入燕王府。
我们实在很难凭此进一步断定:朱棣招纳道衍,乃是为了起兵夺位。尽管道衍后来果真怂恿朱棣起兵,但这已发生在建文帝大规模展开“削藩”行动后。
及太祖崩,惠帝立,以次削夺诸王。周、湘、代、齐、岷相继得罪。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由朱棣慨叹“民心向彼,奈何?”而道衍答以“臣知天道,何论民心”,我们更可看出“起兵”乃是道衍的主意,而非朱棣的初衷。
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。成祖曰:“民心向彼,奈何?”道衍曰:“臣知天道,何论民心。”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。于是成祖意益决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道衍在建文帝“削藩”时密劝朱棣积极备战,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护主的心态,希望协助朱棣以军事实力抗拒建文帝,从而达到自保的目的。
阴选将校,勾军卒,收材勇异能之士。燕邸,故元宫也,深邃。道衍练兵后苑中。穴地作重屋,缭以厚垣,密甃翎甋瓶缶,日夜铸军器,畜鹅鸭乱其声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朱棣起兵因此是为情势所迫,非志在夺取帝位。
建文元年夏六月,燕山百户倪谅告变,逮官校于谅、周铎等伏诛。下诏让王,并遣中官逮王府傣,王遂称疾笃。都指挥使谢贵、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。王密与僧道衍谋,令指挥张玉、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。
秋七月癸酉,匿壮士端礼门,绐贵,昺入,杀之,遂夺九门。上书天子指泰、子澄为奸臣,并援《祖训》“朝无正臣,内有奸恶,则亲王训兵待命,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”。书既发,遂举兵。(《明史成祖纪》)
建文元年六月,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。诏逮府中官属。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,成祖遂决策起兵。(《明史姚广孝传》)
图谋不轨,起兵夺位:由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的角度切入
和《明史》的观点迥异的是,清人谷应泰的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指出,燕王朱棣起兵纯粹出于谋反夺位之心。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有以下一段记载:
二十八年,初,诸王封国时,太祖多择名僧为傅,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,自言曰:“大王使臣得侍,奉一白帽与大王戴。”盖白冠王,其文皇也。燕王遂乞道衍,得之。(<燕王起兵>)
燕王与道衍的结识,始于道衍奉送一顶白帽予燕王,这一段更被《明朝那些事》所引用,深入人心。“王”字上面加个“白”,即为“皇”!道衍送朱棣这个亲王白帽子蕴含政治含意,寓意送其帝皇之冠。燕王因此乞求道衍辅佐自己,这里直接明示燕王早有不良夺帝之心。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还有以下一段文字:
道衍至燕邸,荐鄞人袁珙相术。燕王使召之至,令使者与饮于酒肆。王服卫士服,偕卫士九人入肆沽。珙趋拜燕王前曰:“殿下何自轻如此?”
燕王阳不省,曰:“吾辈皆护卫校士也。”
珙不对。乃召入,详叩之,珙稽首曰:“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。”
燕王恐人疑,乃佯以罪遣之。行至通州,既登舟,密召入邸。(<燕王起兵>)
倘若朱棣并无夺位谋反的野心,他根本不用使计保护袁珙的性命,且朱棣于通州屡次密召袁珙进入府邸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:他对袁珙的“异日必为太平天子”的预言甚为受用,但又害怕旁人起疑,于是来个“暗渡陈仓’,表面将袁珙遣送出去,实则暗中继续与袁珙保持紧密的沟通、合作。
虽然朱棣“日事练兵”、精挑奇人异士亦始于建文帝展开“削藩”后。
(洪武)三十一年闰五月,太祖崩,建文皇帝即位,遗诏止诸王入临会葬……燕王不悦。秋七月,帝命李景隆讯周王橚,逮至京,废为庶人。燕王见周王被执,且齐泰、黄子澄用事,遂简壮士为护卫,以勾逃军为名,异人术士多就之。(<燕王起兵>)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却甚少提及道衍的贡献,反而不断强调朱棣的装疯扮傻,掩人耳目。
(洪武三十一年)十一月,燕、齐有告变者,帝问黄子澄曰:“孰当先?”子澄曰:“燕王久称病,日事练兵,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,此其机事已露,不可不急图之。”(<燕王起兵>)
(建文元年)六月,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,告燕官校于谅、周铎等阴事,逮系至京,皆戮之。有诏责燕王。王乃佯狂称疾,走呼市中,夺酒食,语多妄乱,或卧土壤,弥日不苏。张昺、谢贵入问疾,王盛夏围炉摇颤曰:“寒甚。”宫中亦杖而行。朝廷稍信之。(<燕王起兵>)
据此,在作者谷应泰的眼中,朱棣起兵并不单纯是为形势所迫的结果,而是涉及朱棣多年以来的谋划、部署。
结语
要审视《明史》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这两本书的说法哪种较为合理,我们可以这样考虑:
(1)从士兵人数上看——燕军将士明显不及南京建文朝的政府军。
(2)从朱棣在战场上的表现看——除了郑村坝、白沟河等发生在东北的战事之外,燕军几乎无法越过山东南下,只能固守北平、保定、永平三郡。
倘若朱棣起兵乃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,其军队的人数与战斗力肯定不致如此单薄。由此足以反证《明史》被迫举兵自保说法较为贴近史实。
况且,《明史》主要采用官方文献写成,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则多采野史,存在不少讹误与疏漏。因为前者较为可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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