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78章 轻取南昌
南昌是江西省会,号称“粤户闽庭,吴头楚尾”、“控蛮荆而引瓯越”、“襟三江而带五湖”,是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时任江西巡抚文俊,眼看革命军大兵压境,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他与左宗棠有过节,向左宗棠请援兵,左宗棠毫不着急,只派了三干常捷军过来增援。再调全省绿营,又调度不灵,不是说正在与革命军交战,自顾不暇;就是说兵马匮乏,无兵可调。
无奈之下,文俊只得拉笼湘军出身的官员,试图通过他们影响湘军。譬如吉安知府黄冕,与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等人都是好朋友,也算是曾国藩等人的前辈。
之前,文俊便邀请黄冕来到南昌,请他帮忙参谋军政事务。湘军在江西境内作战,经常与江西巡抚衙门打交道,也就需要一个联络人。
黄冕既是江西官员,又与湘军渊源颇深,担任联络人再合适不过。
黄冕已经61岁,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。他自幼聪颖好学,二十岁时便担任两淮盐运大使。名臣陶澍非常欣赏黄冕,在黄冕的襄助下,始改大运河漕运为海运。
年少得志,年轻的黄冕尤其善于兴建水利。他在元和县主持疏通刘河入海口数百里工程;在上海,主持修理蒲江塘工程;在常州主持修浚孟河,建筑芙蓉圩,得良田十万余亩。
在当时的华夏,黄冕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水利人才。
只可惜,第一次鸦片战争时,黄冕被两江总督裕谦引为幕僚。英军攻陷镇海,裕谦投水自尽。黄冕没了靠山,奉调至浙江防堵英军。
他率部在余姚海口击沉敌船,活捉敌军头目安突德等。在当时清军一败涂地的背景下,黄冕的战绩尤为亮眼。
战后,主和派当道,主战派被罚。黄冕与林则徐一起被罚戍新疆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在新疆,黄冕辅佐林则徐兴修水利,平复叛乱,功劳甚大。
但黄冕的仕途也深受影响,至此不再畅通。回到湖南老家后,他善于理财,成为长沙首富。又极富才干,被湖南巡抚骆秉章、湘军统帅曾国藩倚为左膀右臂。
他为湘军筹饷有方,深得曾国藩仰仗。曾国藩投桃报李,保荐黄冕为江西吉安府知府。当时的华夏,人人以做官为荣。黄冕也未能免俗,不顾年迈体弱,赶到吉安赴任。
二十多年前,黄冕就是镇江、常州知府了。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站错队,黄冕仕途受挫。过了二十多年,他兜兜转转,却还是个知府。
文俊请黄冕向左宗棠写信求救,可黄冕知道左宗棠的为人,知道左宗棠不会买他的帐,不愿向左宗棠写信。
当年,太平军进攻长沙,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,帮忙守城。要守城就得先筹饷,犒赏绿营将士。左宗棠派兵软禁了长沙城中的富绅,向他们强行借银。黄冕是长沙首富,与左宗棠是好朋友,被左宗棠勒索银钱最多。
眼看革命军大军压境,黄冕也只好抹下面子,写信向左宗棠求救。不出意料的是,左宗棠的回信洋洋洒洒,字数上干,把自己不肯派兵的理由说得义正辞严。
黄冕无可奈何,巡抚文俊更是束手无策,只得寄希望于“田勇”。
说起“田勇”,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所谓“田勇”是江西南昌府、抚州府、临江府、瑞州府搞出来的不伦不类的“团练”。
这四府以南昌为中心,位于江西中心地带。藩台衙门组织四省知府“计田征税”,以税金招募勇丁,称之为“田勇”。
清朝税制继承自明朝,长期实行较低税率。据学术界研究,清朝中后期实际田赋税率大概为土地产出的4.3%。同期日本明治维新,田赋税率为21.25%。
这种田赋税率,仅指国家从土地产出中收取的赋税。这并不意味着满清农民税负低。相反,土地收成的大头,被地主阶层占有了。
例如江西一带,地主对佃农的田租可达60%-70%。在同一亩地上,假如由佃农种地,则地主收入是官府税收的十几倍,甚至更高。
满清政府的落后是方方面面的,税收方面的落后,正是其中一大写照。
中华帝国在农民实施均田免赋,向农民征收田赋达到30%。但农民依然乐此不疲,生活大为改观。
帝国治下,农民缴过田赋之后,不再承担其他任何税赋,土地产出的百分之七十,都为家庭个人所有。地主没了田租,收入大减,却得到公司股份作为补偿,只得忍气吞声。
清朝田赋税率由先帝确定,世世代代不得更改。为了对付此起彼伏的民变、边患,满清只好开征各项苛捐杂税,如厘金、火耗等。
江西搞出来的“计田征税”,又是一大苛政。贫农交不起税,就得加入“田勇”,以身抵税。很快的,仅南昌府、抚州府、临江府、瑞州府,就搞出了十几万的“田勇”团练。
这些田勇毫无战斗力,徒成地方弊政。
却说革命军海军陆战队三支队、骑兵师第二团,海陆军共六干余人,兵分两路,一路走赣江,一路走赣江东岸,浩浩荡荡地向南昌杀来。
海军陆战队司令陆顺德负责指挥此次战斗。在吴城镇,革命军与江西绿营发生交火。吴城镇位于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,地位紧要,湘军在此设有厘卡。
清军不堪一击,被革命军轻松击溃。之后,革命军继续南进,当天就到达了南昌府下游商埠樵舍镇。
大军在此宿营,侦察参谋回报,说清军疏于防备,南昌防御工事很是草率。绿营正规军放弃了南昌城外鸡笼山等要隘,反把“田勇”部署在城外当炮灰。
“田勇”都是团练,临时抓壮丁而来,根本就不愿守城,每天都有很多“田勇”开小差逃跑。他们在城外挖战壕,设陷阱,也都是应付了事,战壕挖得不深,陷阱暴露明显。
陆顺德笑道:“田勇连战壕都挖不了,更打不了仗。明天,只怕一接仗,他们就会四散而逃。传令,明早五时起床,六时整开拔。
“此战的目的,第一在于吸引湘军南下,第二才是进攻南昌。因此,明天各部没有我的命令,不准擅自攻城。”
第二天,革命军逼近南昌城外,江西水师战船前来迎战。江西水师又称鄱阳湖水师,战船皆为木质帆船,仿的是湘军的长龙、快蟹、三版等战船。
在革命军铁甲舰面前,清军鄱阳湖水师一败涂地,战船一半被毁,一半举白旗投降。
陆上,田勇更是不堪一击,和革命军刚一接触,就四处溃逃。革命军陆上多为骑兵,田勇跑不过骑兵,干脆跪倒在地,任由革命军宰割。
革命军那样优待俘虏,不滥杀,亦不虐俘。田勇更加无心战斗,直接投降了事。
于是,革命军只用一个上午,就抵达南昌城下。绿营兵不敢出战,在城头居高临下开炮。革命军则集中在南昌西门外,使用铁甲舰炮反击守军。
当年太平军发动西征,集结大军围攻南昌。时任江西巡抚张芾,请来了湘军名将江忠源守城。江忠源主持加固城防,又把城外高楼建筑付诸一炬,防止被太平军所用。就连大名鼎鼎的腾王阁古迹,也毁于这场战火。
清军守住了南昌,而南昌城的防御也颇为坚固。
革命军此行南昌,目的在于吸引湘军南下。眼见湘军不上套,陆顺德调来一艘500吨级的铁甲舰。
这是革命军最新下水的铁甲舰,主炮为一门155mm榴弹炮,威力惊人。纵使南昌城墙经过江忠源的加固,也被大炮顺利轰破。
陆战队冒着炮火,从城墙缺口涌入南昌城,绿营兵略一抵抗,就溃不成军。有的绿营兵试图开门逃跑,革命军则以骑兵守在城门外。眼见无路可逃,革命军的俘虏政策又是出了名的好,绿营兵干脆投降了事。
名城南昌,就此落入革命军之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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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任江西巡抚文俊,眼看革命军大兵压境,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他与左宗棠有过节,向左宗棠请援兵,左宗棠毫不着急,只派了三干常捷军过来增援。再调全省绿营,又调度不灵,不是说正在与革命军交战,自顾不暇;就是说兵马匮乏,无兵可调。
无奈之下,文俊只得拉笼湘军出身的官员,试图通过他们影响湘军。譬如吉安知府黄冕,与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等人都是好朋友,也算是曾国藩等人的前辈。
之前,文俊便邀请黄冕来到南昌,请他帮忙参谋军政事务。湘军在江西境内作战,经常与江西巡抚衙门打交道,也就需要一个联络人。
黄冕既是江西官员,又与湘军渊源颇深,担任联络人再合适不过。
黄冕已经61岁,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。他自幼聪颖好学,二十岁时便担任两淮盐运大使。名臣陶澍非常欣赏黄冕,在黄冕的襄助下,始改大运河漕运为海运。
年少得志,年轻的黄冕尤其善于兴建水利。他在元和县主持疏通刘河入海口数百里工程;在上海,主持修理蒲江塘工程;在常州主持修浚孟河,建筑芙蓉圩,得良田十万余亩。
在当时的华夏,黄冕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水利人才。
只可惜,第一次鸦片战争时,黄冕被两江总督裕谦引为幕僚。英军攻陷镇海,裕谦投水自尽。黄冕没了靠山,奉调至浙江防堵英军。
他率部在余姚海口击沉敌船,活捉敌军头目安突德等。在当时清军一败涂地的背景下,黄冕的战绩尤为亮眼。
战后,主和派当道,主战派被罚。黄冕与林则徐一起被罚戍新疆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在新疆,黄冕辅佐林则徐兴修水利,平复叛乱,功劳甚大。
但黄冕的仕途也深受影响,至此不再畅通。回到湖南老家后,他善于理财,成为长沙首富。又极富才干,被湖南巡抚骆秉章、湘军统帅曾国藩倚为左膀右臂。
他为湘军筹饷有方,深得曾国藩仰仗。曾国藩投桃报李,保荐黄冕为江西吉安府知府。当时的华夏,人人以做官为荣。黄冕也未能免俗,不顾年迈体弱,赶到吉安赴任。
二十多年前,黄冕就是镇江、常州知府了。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站错队,黄冕仕途受挫。过了二十多年,他兜兜转转,却还是个知府。
文俊请黄冕向左宗棠写信求救,可黄冕知道左宗棠的为人,知道左宗棠不会买他的帐,不愿向左宗棠写信。
当年,太平军进攻长沙,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,帮忙守城。要守城就得先筹饷,犒赏绿营将士。左宗棠派兵软禁了长沙城中的富绅,向他们强行借银。黄冕是长沙首富,与左宗棠是好朋友,被左宗棠勒索银钱最多。
眼看革命军大军压境,黄冕也只好抹下面子,写信向左宗棠求救。不出意料的是,左宗棠的回信洋洋洒洒,字数上干,把自己不肯派兵的理由说得义正辞严。
黄冕无可奈何,巡抚文俊更是束手无策,只得寄希望于“田勇”。
说起“田勇”,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所谓“田勇”是江西南昌府、抚州府、临江府、瑞州府搞出来的不伦不类的“团练”。
这四府以南昌为中心,位于江西中心地带。藩台衙门组织四省知府“计田征税”,以税金招募勇丁,称之为“田勇”。
清朝税制继承自明朝,长期实行较低税率。据学术界研究,清朝中后期实际田赋税率大概为土地产出的4.3%。同期日本明治维新,田赋税率为21.25%。
这种田赋税率,仅指国家从土地产出中收取的赋税。这并不意味着满清农民税负低。相反,土地收成的大头,被地主阶层占有了。
例如江西一带,地主对佃农的田租可达60%-70%。在同一亩地上,假如由佃农种地,则地主收入是官府税收的十几倍,甚至更高。
满清政府的落后是方方面面的,税收方面的落后,正是其中一大写照。
中华帝国在农民实施均田免赋,向农民征收田赋达到30%。但农民依然乐此不疲,生活大为改观。
帝国治下,农民缴过田赋之后,不再承担其他任何税赋,土地产出的百分之七十,都为家庭个人所有。地主没了田租,收入大减,却得到公司股份作为补偿,只得忍气吞声。
清朝田赋税率由先帝确定,世世代代不得更改。为了对付此起彼伏的民变、边患,满清只好开征各项苛捐杂税,如厘金、火耗等。
江西搞出来的“计田征税”,又是一大苛政。贫农交不起税,就得加入“田勇”,以身抵税。很快的,仅南昌府、抚州府、临江府、瑞州府,就搞出了十几万的“田勇”团练。
这些田勇毫无战斗力,徒成地方弊政。
却说革命军海军陆战队三支队、骑兵师第二团,海陆军共六干余人,兵分两路,一路走赣江,一路走赣江东岸,浩浩荡荡地向南昌杀来。
海军陆战队司令陆顺德负责指挥此次战斗。在吴城镇,革命军与江西绿营发生交火。吴城镇位于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,地位紧要,湘军在此设有厘卡。
清军不堪一击,被革命军轻松击溃。之后,革命军继续南进,当天就到达了南昌府下游商埠樵舍镇。
大军在此宿营,侦察参谋回报,说清军疏于防备,南昌防御工事很是草率。绿营正规军放弃了南昌城外鸡笼山等要隘,反把“田勇”部署在城外当炮灰。
“田勇”都是团练,临时抓壮丁而来,根本就不愿守城,每天都有很多“田勇”开小差逃跑。他们在城外挖战壕,设陷阱,也都是应付了事,战壕挖得不深,陷阱暴露明显。
陆顺德笑道:“田勇连战壕都挖不了,更打不了仗。明天,只怕一接仗,他们就会四散而逃。传令,明早五时起床,六时整开拔。
“此战的目的,第一在于吸引湘军南下,第二才是进攻南昌。因此,明天各部没有我的命令,不准擅自攻城。”
第二天,革命军逼近南昌城外,江西水师战船前来迎战。江西水师又称鄱阳湖水师,战船皆为木质帆船,仿的是湘军的长龙、快蟹、三版等战船。
在革命军铁甲舰面前,清军鄱阳湖水师一败涂地,战船一半被毁,一半举白旗投降。
陆上,田勇更是不堪一击,和革命军刚一接触,就四处溃逃。革命军陆上多为骑兵,田勇跑不过骑兵,干脆跪倒在地,任由革命军宰割。
革命军那样优待俘虏,不滥杀,亦不虐俘。田勇更加无心战斗,直接投降了事。
于是,革命军只用一个上午,就抵达南昌城下。绿营兵不敢出战,在城头居高临下开炮。革命军则集中在南昌西门外,使用铁甲舰炮反击守军。
当年太平军发动西征,集结大军围攻南昌。时任江西巡抚张芾,请来了湘军名将江忠源守城。江忠源主持加固城防,又把城外高楼建筑付诸一炬,防止被太平军所用。就连大名鼎鼎的腾王阁古迹,也毁于这场战火。
清军守住了南昌,而南昌城的防御也颇为坚固。
革命军此行南昌,目的在于吸引湘军南下。眼见湘军不上套,陆顺德调来一艘500吨级的铁甲舰。
这是革命军最新下水的铁甲舰,主炮为一门155mm榴弹炮,威力惊人。纵使南昌城墙经过江忠源的加固,也被大炮顺利轰破。
陆战队冒着炮火,从城墙缺口涌入南昌城,绿营兵略一抵抗,就溃不成军。有的绿营兵试图开门逃跑,革命军则以骑兵守在城门外。眼见无路可逃,革命军的俘虏政策又是出了名的好,绿营兵干脆投降了事。
名城南昌,就此落入革命军之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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