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章 人性的丑陋③
看完了热闹的神道,我们来到石牌坊这边转一转,找到了一个小饭馆,要了一条十三陵水库里捞的鱼,做了红烧口味,配了几个大馒头。席间,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二位,老赵听后那叫一个高兴,没本的买卖谁不爱干!老李也觉得挺好,不过他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:咱们要不要办营业执照?我说:“不能办,办了,我们科就没戏了。”老李又说:“如果真赚了钱,你们科那部分钱怎么拿出来?我们的账可都在大队呀!”我说:“先干起来再说,活人还能让尿憋死。今天咱们先说到这,我回去得向老徐请示,听听他的意见。”水足饭饱,回到公司,我向老徐汇报了自己的想法,老徐说:“都挺好,也别弄什么协议了,和懋隆的事,你也先别找懋隆,懋隆和咱们科是平级单位,由经理出面合适。至于赚到了钱,咱们是万万不能拿的,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,让马泉营给咱们科分点鱼、肉、水果什么的,他们村有鱼塘,这样咱们科的人也能落点实惠。”
一切工作如愿展开,老赵还真不含糊,在原有凉棚的基础上,又申请了两个凉棚,五、六、七三个月的旅游旺季,收入颇丰,老赵提出:过些日子天气该热了,旅游团也就没有那么多了,趁此空档,咱们结回账吧!我找到老徐,把老赵的想法说了一下,老徐问我:“老赵给的是外汇券还是人民币?”我说:“全是外汇券。”我又找补一句:“什么时候找懋隆呀?”过了几天,老徐找到我说:“高经理说了,外汇券就别给懋隆了,让你收下后交给公司处理库存小组的梁坤他们。”我一听,不对了,跟当时说的想法都不一样了。当时的想法是:懋隆收了外汇券,交给银行算我们的出口,现在这是要干嘛?外汇券不得二次使用,如公司二次使用,那就是法人犯法;如个人私分使用,那就是……我心里明白一个理:犯恶的不吃,犯法的不为。虽然此时买外国原装商品,用外汇券可以便宜不少,外汇券还可以买紧俏物资,在广州和深圳,外汇券也比人民币值钱,但我只钟情于猪头肉、猪尾巴;我女儿只钟情于山楂片、果丹皮,什么小霸王游戏机、磁带、随身听、日本的任天堂,这些对于我来说,毫无关系。所以我对外汇券的态度一向是“避而远之”。记得去年从香港回来,在广州友谊商店,用12元钱买了一盒空白磁带,公司的同事都诧异地问我:“怎么不使用外汇券?”我说:“我从来没有外汇券!”一天中午,老赵带着他们的会计,提着一个上海产的人造革的手提包,来到我的办公室,把手提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,笑着说:“钱拿来了!”打开一看,一百面额的捆在一起,五十面额的捆在一起,十元面额的……塞满了整个手提包。我忙说:“快拉上,我带你去找收钱的人。记住,他们不给开收据,您得跟他们要收条,还得盖上他们的章!”老赵说:“谢谢您的提醒,我以为把钱放您这就得了呢!反正我们那也没进账。”我起身找到隔壁的梁坤,指了指我的办公室,轻声说:“钱来了。”梁坤随我到了我的办公室,介绍完老赵后,我说:“你们交接,我在门外!”随手带上门就出去了。
再来说说后面的事吧!
十二月份,深圳小交会如期举行,那边的会还没散,消息就传到北京,公司里疯传,参加深圳小交会的人,私换外汇券。办公室主任换的最多,老徐次之,一般老百姓换几百块,高登科不知道换了多少!也不知道这外汇券是从哪来的,准是又卖了好多金首饰。哎,“狗咬狗,一嘴毛;贼见贼,一哈腰”,分赃不均打起来了,想办好事,结果捅了大篓子。
1986年高登科下台,当时领导说他有“一个不该,两个说不清”。所谓说不清,无非就是:1984年深圳小交会,私分外汇券金额说不清和来源说不清。
在1984年,我实现了人生最高的理想,于九月份,在支部书记李云的主持下,老徐和李云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,支部全体党员举手表决,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,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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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工作如愿展开,老赵还真不含糊,在原有凉棚的基础上,又申请了两个凉棚,五、六、七三个月的旅游旺季,收入颇丰,老赵提出:过些日子天气该热了,旅游团也就没有那么多了,趁此空档,咱们结回账吧!我找到老徐,把老赵的想法说了一下,老徐问我:“老赵给的是外汇券还是人民币?”我说:“全是外汇券。”我又找补一句:“什么时候找懋隆呀?”过了几天,老徐找到我说:“高经理说了,外汇券就别给懋隆了,让你收下后交给公司处理库存小组的梁坤他们。”我一听,不对了,跟当时说的想法都不一样了。当时的想法是:懋隆收了外汇券,交给银行算我们的出口,现在这是要干嘛?外汇券不得二次使用,如公司二次使用,那就是法人犯法;如个人私分使用,那就是……我心里明白一个理:犯恶的不吃,犯法的不为。虽然此时买外国原装商品,用外汇券可以便宜不少,外汇券还可以买紧俏物资,在广州和深圳,外汇券也比人民币值钱,但我只钟情于猪头肉、猪尾巴;我女儿只钟情于山楂片、果丹皮,什么小霸王游戏机、磁带、随身听、日本的任天堂,这些对于我来说,毫无关系。所以我对外汇券的态度一向是“避而远之”。记得去年从香港回来,在广州友谊商店,用12元钱买了一盒空白磁带,公司的同事都诧异地问我:“怎么不使用外汇券?”我说:“我从来没有外汇券!”一天中午,老赵带着他们的会计,提着一个上海产的人造革的手提包,来到我的办公室,把手提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,笑着说:“钱拿来了!”打开一看,一百面额的捆在一起,五十面额的捆在一起,十元面额的……塞满了整个手提包。我忙说:“快拉上,我带你去找收钱的人。记住,他们不给开收据,您得跟他们要收条,还得盖上他们的章!”老赵说:“谢谢您的提醒,我以为把钱放您这就得了呢!反正我们那也没进账。”我起身找到隔壁的梁坤,指了指我的办公室,轻声说:“钱来了。”梁坤随我到了我的办公室,介绍完老赵后,我说:“你们交接,我在门外!”随手带上门就出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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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份,深圳小交会如期举行,那边的会还没散,消息就传到北京,公司里疯传,参加深圳小交会的人,私换外汇券。办公室主任换的最多,老徐次之,一般老百姓换几百块,高登科不知道换了多少!也不知道这外汇券是从哪来的,准是又卖了好多金首饰。哎,“狗咬狗,一嘴毛;贼见贼,一哈腰”,分赃不均打起来了,想办好事,结果捅了大篓子。
1986年高登科下台,当时领导说他有“一个不该,两个说不清”。所谓说不清,无非就是:1984年深圳小交会,私分外汇券金额说不清和来源说不清。
在1984年,我实现了人生最高的理想,于九月份,在支部书记李云的主持下,老徐和李云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,支部全体党员举手表决,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,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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