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八章 东阁议事(二)
听完蔡卞的话,曹铎第一个念头不是去想各郡增设一员总领的利弊,而是在想,这么重大的事情,官家为何不亲自与会跟大家商议?
以前他最喜欢跟群臣讨论这些迟疑不决的问题,各抒己见,甚至还叫它“头脑风暴”。
怎么这次却只是叫太宰蔡卞带着大家议一议?官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?
身为赵似的总角之交,一直都是亲近的臣子,曹铎细细想了一会,突然想到了一点。
会不会是官家认为自己在场,很容易影响大家的思绪。以前大家确实可以畅所欲言,各抒己见。但是随着灭夏平辽和定大理,国势日见昌盛,官家的权势也日渐威重。
章惇、苏辙、范纯礼、韩忠彦、许将等一批老臣相继去世和致仕,随着这批最早仁宗皇帝时入仕,经历数朝起伏的老臣们的离去,朝堂上敢直言驳斥官家的大臣,越来越少。许多大臣,包括自己在内,首先考虑的是官家对这件事的态度,再以此为依据去做出抉择。
官家应该是意识到这点,所以尽量不亲自出席东阁会议,让群臣们无所顾忌地尽可能地发表意见。
其他的阁老也多半想明白了其中的玄机,静待了半刻钟,有人开口了。
“某觉得,应当设立一员方伯,总领郡事。众所周知,我大宋疆域广袤,超越汉唐,腹地设郡二十有余。每郡州县又有若干,百姓百万计。中原、东南还好说,地势平坦,河网密布,往来便利。但是还有诸多郡地形复杂,交通不便。”
最先发言的是张叔夜。
“某做过地方官,知道地方的情况,错综复杂,千头百绪。山洪水灾,啸聚山林...各种突发事情层出不穷。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当机立断。只是现在各郡三司各司其职,职责分明,这是好事。但是一旦出现意外,恐怕也会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。如果是这样,某担心事态蔓延,一发不可收拾了。”
议事堂里摆着的座钟嗒嗒作响,就像是某种乐器在敲打着节奏,催促着某位角色赶紧上台。
静了几分钟,范纯粹说话了。
“每郡三司分立,各司其职,起初大家并不赞同,觉得过于繁琐细致,有繁政累民之嫌。可是实际执行起来,我们才发现,监督官吏的关键在于职责清晰。什么衙门,该做什么事。什么职位,当尽何责。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这才能有问题找到负责衙门和具体责任人,而不是像以前,查来查去,最后和稀泥了事。”
“最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有的地方偏远,如设立一员,总领郡事,三司之权尽揽与其身,恐有难料之事...所以老夫认为,三司分立,不失为良策,当延续不变。”
事态很明显,张叔夜身为正方,支持新设一员,总领郡事,统辖三司。理由是地方事情错综复杂,应当有大员坐镇,手持临机处置之权,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。
范纯粹则是反方,他的理由是如果有地方大员总领三司,有便宜行事之权,很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
两人话虽然说得光面堂皇,但在座的众人都听懂话语里的另一层意思。
张叔夜顾忌的是新政开始进入“深水区”,可能在地方上引发的危机。
新政以前的诸多举措,一是拼命做大面饼,大家都有的分,且分得更多;二是严厉打击征收赋税的诸多劣行,杜绝百姓缴纳十分税,朝廷只收到四分,贪官污吏和相关人员分掉六分的情况。
种种举措,都在尽可能地避免侵犯文官、世家等利益集团的利益,同时在做大面饼的情况,使得他们分到的那一份比以前更多些。
正是因为这些举措,使得元符三年以的新政虽有波澜,但是没有大的波折。在稳定的环境下,大宋国力才得以迅速增强,进而可以支撑起灭夏、平辽和收大理的诸多战事。
现在,力推新政的大臣们都知道,确实已经到了更进一步的时候了。
首先官家挟三大功之威,天下没有哪一股势力敢拂其锋芒。其次西夏、北辽已灭,大宋没有外患之忧,内部就算出些乱子,也不用担心内外勾结。
所以从天启十一年,蔡卞带着新一任内阁上任以来,新政开始向改变面饼分配方式进行了。虽然前期只是温吞水,徐徐图之,但相关利益集团都不是傻子,早晚都会察觉到,新政的手开始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——让他们少分钱,就等于从他们口袋里掏钱。
废除职田,就是非常关键又带有试探性的一步。
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非常有可能出现大的乱子——上次新政延续王荆公的校舍新法等科举变法,让文人士子、世家子弟们做官之路变得更难一些,就出现以佛门信徒为代表的民乱。现在直接呛到他们的肺管子,怎么可能不会有异动?
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必须有一位中枢派遣的大员,总领郡事。一旦出现意外,能够当机立断,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,把因此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。
身为反方代表的范纯粹,当然能看到这点。但是身为温和保守派的领袖,他还在坚持真宗先帝开始的祖宗之法——异论相搅。
此前的异论相搅,是大臣士大夫们在朝堂上各持不同的政见,从而互相制约,维护着皇权的威严。但是造成的结果是朝堂上党争激烈,中枢政令难以得到彻底地执行——大家都忙着党同伐异去了,哪里还顾得上理政抚民?
官家即位以来,基本上摒弃了“异论相搅”,通过各种手段,对官吏进行大改造,“统一思想、团结一心”。进而使得天启年间的官府执行效率,远超历代先帝。
但是君意帝心,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。
官家通过官制改革,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,即细化明确了各机构和官吏的职责,又通过各有司互相监督和制约,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。
从“异论相搅”的政见制约,直接进化到“各司其职”的权责制衡。
经过近十年的运行和完善,范纯粹为首的温和保守派们,已经非常认可这一种进步。现在又要改变,他们认为大可不必。
保守派之所以被称为保守派,就是因为他们力求稳定,不愿意过多地变化改进,从而引发未知的风险。
蔡卞看到正反两方已经表明态度,他扫了一眼众人,问道: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?尽管说来。”
在座的一一发言,基本上不是站在正方,支持新设一员方伯,就是站在反方,反对新设,维持现状。他们只不过给各自支持的论点,再多增加了几条理由而已。
曹铎是站在正方的,他暗自估算了一下,正反双方支持的人数差不多,势均力敌。如此一来,这项议程算是僵持不决了。
但是内阁会议上,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——各大学士、学士们都有要职,政务繁忙,能抽空参加内阁会议实属不易。能当场议出结果的,最好能当场议出来。
这种情况,就能体现出内阁会议主持人——太宰的能力。
一般有争议的议程,他都会先与司徒、司寇先商议一番,各自达成一致意见,然后再分别与其他阁老谈话,听取意见,或采纳或劝说,几经磋商,达成基本一致,或者争取到多数人同意,这才摆到内阁会议上讨论。
只是这项议程是官家突然提出来的,蔡卞无法提前与阁老们沟通协商。不过他对现在的结果,心中早就有了预料,想要解决争端,必须让某人出声。
于是蔡卞转向某处,开口说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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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他最喜欢跟群臣讨论这些迟疑不决的问题,各抒己见,甚至还叫它“头脑风暴”。
怎么这次却只是叫太宰蔡卞带着大家议一议?官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?
身为赵似的总角之交,一直都是亲近的臣子,曹铎细细想了一会,突然想到了一点。
会不会是官家认为自己在场,很容易影响大家的思绪。以前大家确实可以畅所欲言,各抒己见。但是随着灭夏平辽和定大理,国势日见昌盛,官家的权势也日渐威重。
章惇、苏辙、范纯礼、韩忠彦、许将等一批老臣相继去世和致仕,随着这批最早仁宗皇帝时入仕,经历数朝起伏的老臣们的离去,朝堂上敢直言驳斥官家的大臣,越来越少。许多大臣,包括自己在内,首先考虑的是官家对这件事的态度,再以此为依据去做出抉择。
官家应该是意识到这点,所以尽量不亲自出席东阁会议,让群臣们无所顾忌地尽可能地发表意见。
其他的阁老也多半想明白了其中的玄机,静待了半刻钟,有人开口了。
“某觉得,应当设立一员方伯,总领郡事。众所周知,我大宋疆域广袤,超越汉唐,腹地设郡二十有余。每郡州县又有若干,百姓百万计。中原、东南还好说,地势平坦,河网密布,往来便利。但是还有诸多郡地形复杂,交通不便。”
最先发言的是张叔夜。
“某做过地方官,知道地方的情况,错综复杂,千头百绪。山洪水灾,啸聚山林...各种突发事情层出不穷。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当机立断。只是现在各郡三司各司其职,职责分明,这是好事。但是一旦出现意外,恐怕也会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。如果是这样,某担心事态蔓延,一发不可收拾了。”
议事堂里摆着的座钟嗒嗒作响,就像是某种乐器在敲打着节奏,催促着某位角色赶紧上台。
静了几分钟,范纯粹说话了。
“每郡三司分立,各司其职,起初大家并不赞同,觉得过于繁琐细致,有繁政累民之嫌。可是实际执行起来,我们才发现,监督官吏的关键在于职责清晰。什么衙门,该做什么事。什么职位,当尽何责。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这才能有问题找到负责衙门和具体责任人,而不是像以前,查来查去,最后和稀泥了事。”
“最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有的地方偏远,如设立一员,总领郡事,三司之权尽揽与其身,恐有难料之事...所以老夫认为,三司分立,不失为良策,当延续不变。”
事态很明显,张叔夜身为正方,支持新设一员,总领郡事,统辖三司。理由是地方事情错综复杂,应当有大员坐镇,手持临机处置之权,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。
范纯粹则是反方,他的理由是如果有地方大员总领三司,有便宜行事之权,很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
两人话虽然说得光面堂皇,但在座的众人都听懂话语里的另一层意思。
张叔夜顾忌的是新政开始进入“深水区”,可能在地方上引发的危机。
新政以前的诸多举措,一是拼命做大面饼,大家都有的分,且分得更多;二是严厉打击征收赋税的诸多劣行,杜绝百姓缴纳十分税,朝廷只收到四分,贪官污吏和相关人员分掉六分的情况。
种种举措,都在尽可能地避免侵犯文官、世家等利益集团的利益,同时在做大面饼的情况,使得他们分到的那一份比以前更多些。
正是因为这些举措,使得元符三年以的新政虽有波澜,但是没有大的波折。在稳定的环境下,大宋国力才得以迅速增强,进而可以支撑起灭夏、平辽和收大理的诸多战事。
现在,力推新政的大臣们都知道,确实已经到了更进一步的时候了。
首先官家挟三大功之威,天下没有哪一股势力敢拂其锋芒。其次西夏、北辽已灭,大宋没有外患之忧,内部就算出些乱子,也不用担心内外勾结。
所以从天启十一年,蔡卞带着新一任内阁上任以来,新政开始向改变面饼分配方式进行了。虽然前期只是温吞水,徐徐图之,但相关利益集团都不是傻子,早晚都会察觉到,新政的手开始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——让他们少分钱,就等于从他们口袋里掏钱。
废除职田,就是非常关键又带有试探性的一步。
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非常有可能出现大的乱子——上次新政延续王荆公的校舍新法等科举变法,让文人士子、世家子弟们做官之路变得更难一些,就出现以佛门信徒为代表的民乱。现在直接呛到他们的肺管子,怎么可能不会有异动?
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必须有一位中枢派遣的大员,总领郡事。一旦出现意外,能够当机立断,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,把因此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。
身为反方代表的范纯粹,当然能看到这点。但是身为温和保守派的领袖,他还在坚持真宗先帝开始的祖宗之法——异论相搅。
此前的异论相搅,是大臣士大夫们在朝堂上各持不同的政见,从而互相制约,维护着皇权的威严。但是造成的结果是朝堂上党争激烈,中枢政令难以得到彻底地执行——大家都忙着党同伐异去了,哪里还顾得上理政抚民?
官家即位以来,基本上摒弃了“异论相搅”,通过各种手段,对官吏进行大改造,“统一思想、团结一心”。进而使得天启年间的官府执行效率,远超历代先帝。
但是君意帝心,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。
官家通过官制改革,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,即细化明确了各机构和官吏的职责,又通过各有司互相监督和制约,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。
从“异论相搅”的政见制约,直接进化到“各司其职”的权责制衡。
经过近十年的运行和完善,范纯粹为首的温和保守派们,已经非常认可这一种进步。现在又要改变,他们认为大可不必。
保守派之所以被称为保守派,就是因为他们力求稳定,不愿意过多地变化改进,从而引发未知的风险。
蔡卞看到正反两方已经表明态度,他扫了一眼众人,问道: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?尽管说来。”
在座的一一发言,基本上不是站在正方,支持新设一员方伯,就是站在反方,反对新设,维持现状。他们只不过给各自支持的论点,再多增加了几条理由而已。
曹铎是站在正方的,他暗自估算了一下,正反双方支持的人数差不多,势均力敌。如此一来,这项议程算是僵持不决了。
但是内阁会议上,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——各大学士、学士们都有要职,政务繁忙,能抽空参加内阁会议实属不易。能当场议出结果的,最好能当场议出来。
这种情况,就能体现出内阁会议主持人——太宰的能力。
一般有争议的议程,他都会先与司徒、司寇先商议一番,各自达成一致意见,然后再分别与其他阁老谈话,听取意见,或采纳或劝说,几经磋商,达成基本一致,或者争取到多数人同意,这才摆到内阁会议上讨论。
只是这项议程是官家突然提出来的,蔡卞无法提前与阁老们沟通协商。不过他对现在的结果,心中早就有了预料,想要解决争端,必须让某人出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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